【新闻】娄永琪当前中国乡村设计有名无实五蕊碱蓬

发布时间：2020-10-18 23:27:04 阅读：次来源：网眼布厂家

娄永琪：当前中国乡村设计有名无实

专题报道：第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教授娄永琪

吾谷网讯由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承办的“第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于2013年11月1日—3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教授娄永琪发表了精彩演讲，以下是其精彩内容：

娄永琪：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从设计创意的角度来讲一下我对于“新三农、大设计”这个主题的理解。刚才温铁军教授和伍江校长都对这次大会的主题做了精彩的诠释。这几年来我本人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三农设计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探索，说不上成功，但是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抛砖引玉，拿出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要讲一下为什么我本人特别关注城乡这样一个话题。我关注城乡，并不是因为去年我在人民大学参加了CSA大会，受到了影响才开始的。这个故事要早的多，我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乡村的。我还记得，刚进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规划就是向权力讲授真理。当时，作为学生，感觉这个职业站在真理一边，特别崇高。但后来，读的书多了，想得多了,也开始不断有了实践和思考的机会，问题就冒出来了：“我们专业人士难道就一定在真理这一边吗?城市就一定比乡村先进吗?等等”。随着这种思维方式的扩张,很多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的关注点就是乡村居住形态，当时我提出了“乡村居住形态应该由村民基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互动来形成”的结论，并认为“规划作为一种权力，其触角应该从乡村适度地收回”。这个论调，在十几年前的规划界是非主流的。

中国的城市化早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转型的两大主要动力之一。与城市化如影随形而来的是乡村的发展，中国人都喜欢讲阴阳，城市和乡村，在中国传统的视角里，就如阴阳一般，相生相克。在中国的历史视野里，城和乡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而且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角色可以在其中切换：一个人在乡村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科举考试为国家服务，退休后，再回到乡村，成为乡绅阶层，延续文化和规范社会秩序。城和乡代表了不同的生活状态和政治主张，但并没有显著的高下之分。举例来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乡村，你可以碰到当时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学者，而现在连碰到个大学生都难。可以说，现在乡村的重要性被严重地忽略了。但即便如此，乡村还在发挥着战略性的作用。

温教授的《八次危机》这本书就讲了这个故事，他指出了建国后，中国经历了8次危机，如果任何一次危机硬着陆，中国的社会经济就有崩盘的危险，但正是因为有城乡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通过城市经济危机向乡村的转移，这8次危机都实现了软着陆。我不知道第9次危机在什么时候，如果在第9次危机，城镇化达到90% 了，没有乡村了，这种软着陆是否还会发生?“乡村的价值”这个问题应该成为这个大会的基调，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背景去思考。

那么为什么说设计学院要关注三农呢?首先，关注三农这样的大问题，并为之寻求解决策略，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什么是设计师?可以有无数的定义，但是我认为设计师最基本的角色就是知识分子。设计师是一类拥有特殊的知识、技能、思维方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叫做士人阶层，不仅仅是指有知识的人，更是指有社会担当的人。以天下为己任，而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你的知识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社会服务的。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是做不成一个负责任的设计师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注城乡，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明天在DESIS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论坛上，我们会讨论价值观问题。讨论这个时代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什么是应该有的“品质”。在历史上，我们对品质的定义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历史，现在我们对于品质的定义是如此贫瘠。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梦，采访一百个人，一百个中国梦说出来，会吓死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奢侈的生活，再有十个地球也满足不了这样的梦想。在主流的梦想里，几乎没有乡村的位置。看看现在城里的孩子，可能随便可以数出20个汽车品牌，却不一定分得清楚水稻和麦子，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中国梦?这种对于品质单一的认识的情形亟须改变。改革开放后的几十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中国城乡这个问题上，平衡发展没有做好。如果把人聚形态从大都市到乡村分为从超大到大到中到小到超小的层级，过去太多的关注和精力都放在了超大和大这个层面上，也就是规模效应;而小、超小的层次上面的关注严重不足，这也是为什么城市发展越来越快，而乡村问题越来越多的原因。

对于学设计的人来讲为什么关注三农，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设计。我们国家现在处在发展中的状态，背后到底有没有预示着一些新的可能性。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中国“发展中”的状态是中国当前最宝贵的机会，发展意味着背后有能量，背后的能量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的改变。这个窗口期很珍贵，因为发展中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要变化，比如朝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怎么来好发展背后的能量很关键。

回到设计与三农，为什么我们讨论三农的问题的同时需要讨论设计?这里面有很多对设计的误解，大家都喜欢说设计是艺术或是创意，但是我今天讨论的设计并不完全是指创意。设计在变，我读书时候学的的设计，和今天要说的设计不是一个设计。之前设计更多地是讲造物设计：设计一个产品，设计一个建筑，设计一个城市，都是跟物质设计有关的。而现在讨论的设计，已经远远超过物质的层面。我们设计的范围，既包括物质范畴的，包括非物质范畴的。设计变大了，设计也变模糊了。下面是两个经常被引用的设计定义，JohnHeskett用近乎拗口的话说，“设计是一个设计一个可以产生一个设计的设计”;HerbertSimon则说，“设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把现在的状况变得更好”。他们说的设计更多的不是“造物”的设计，而是“谋事”的设计。实际上这与中国历史上对设计的理解不无巧合。在中国，“设计”这个词是一个军事词语，“设计”就是设定一个战略，需要目标设定和过程制导，它背后是整个过程的设计。在这里，设计主要起四个作用，第一解决问题，第二创造感觉，第三新增价值，第四可能提供一种思维和工作方式。如果我们说这是设计，我们讨论三农问题，需不需要设计的帮助?

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设计思维的方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KamilMichlewski的这张图表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一是整体感，不管什么类型的设计师，总是习惯于想到整体;第二是创造力;第三是冒险精神，因为设计的东西不存在，以前的模式不存在，现在设计出来了，所以创新往往意味着风险;第四视觉化，设计师都喜欢画图，可视化;第五是人本，因为设计是和人打交道的，从甲方到受设计影响的所有人，都是设计考虑的对象。设计师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能提出不同寻常的解决策略。

对设计来说，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设计。如果设计是象Simon说得那样把现在的状态往更好的方向引导，去变化，那么现在我们三农有问题了，我们就需要设计。只不过，我们需要的设计，不仅仅是小创意，而是能实现社会经济改变“大设计”。也就是要在创意身上插上两个翅膀，一个是商业，一个是科技，两个翅膀插上之后，创意就可以走出房间，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这样，创意就变成了创新。这也是为什么我所在的学院要叫设计创新学院(CollegeofDesignandInnovation)的原因了。从这个视角来看，如果现在社会不够可持续，我们要做改变，这种改变就是一个设计过程。

那么在城乡问题上，设计可以做什么?我想首先要重新思考城乡关系。重新思考，并不等同于简单地反对城市化。反思是为了讨论还可以有什么可能性。除了一般认为是理想发展方向的城市化模式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事实上，三农问题中很多理所当然的思维是值得反思的。比如说大家在讨论，我们农业现代化之后，粮食生产不需要这么多农民，剩余下来的劳动力干什么?进城!城里面需要农民工。这个逻辑简单而清晰。但是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太简单了?这里有太多的经不起推敲。这背后的城市本位的价值观更是可怕。农民、农业、农村，其价值就是有用，为什么有用?因为我们需要粮食和劳动力。这完全是站在城市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便我们只讨论经济问题，难道农业的价值就是这些粮食吗?难道农民的价值就是种粮食和造房子吗?这么多城市的家长都会说，真想让孩子了解农村的知识和大自然，这么多的都市人都在向往田园生活，难道这些需求不能变成经济吗?我们的农业、农村应该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多种可能性。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变好了，一定不是这个世界的变化只有一种方向、方式。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的好。比如，一个普通人，根据自己的条件，他可以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好生活”里选择，这样的社会我认为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回过来说城乡关系，城市和乡村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它的优点与缺点，至于说哪一个生产生活方式更适合你，你自己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目前这个选择有没有?如果没有，在顶层设计上我们就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事实上现在城市问题也好、乡村问题也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把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考虑。如果城市有一百个问题，乡村有一百个问题，加起来有两百多个问题。如果把城市和乡村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很有可能很多城市的问题是乡村的资源和解决策略，这样一中和，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的判断，也是一个设计挑战，怎么能够通过设计来推进城市和乡村的交互，这里包括人才、资金、知识、技能、就业岗位等等。如果这样的交互可以实现，那么我相信一种新的可能性会产生，它不一定是现在所谓主流的城市单一化，也不是现在所谓新农村建设，而是一种更为积极的状态。

所以在6年前，我基于上述思路，创造了一个项目。当时我在同济做设计、教书，在城乡方面有兴趣、也有了些思考。我觉得需要找个地方，建一个团队，认认真真地琢磨琢磨，做些实践，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后来就有了现在很多人关注的“设计丰收”项目。

有了想法和热情，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落下来。我想要做些扎实的工作，想找一个地方去实践，同时又觉得什么事情光靠自己去干肯定是不成的。所以一开始，我就希望能够针对一个问题、搭建一个平台，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问题的解决进程中来。同时，我还希望，最好能有跨文化的人进来。因此，我们在找研究基地的时候，希望这个地方靠近上海，又得有些国际知名度，可以吸引国际资源的介入。当时，正好由于Arup的国际生态岛规划，崇明岛的东滩项目被炒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是崇明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我觉得东滩这种规划的方式未必就是崇明应该有的未来，于是我就锁定了崇明作为我们的研究背景。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崇明选了一个点，我找了当时的主管副县长，说希望能允许我们做一系列尝试，同时，我们保证不向政府要一分钱的资助。在具体选点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点有一定的基础，但又不能太特殊。如果太特殊，比如有非常好的风景资源，太便利的交通，那就可能不说明问题。最后我们选择了竖新镇的仙桥村，在崇明的中间，交通上也不太方便，两头不靠。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有基础，也有挑战，如果能把仙桥做活了，就有代表性。我们希望站在自下而上的角度，利用社会创新的力量开放地去思考问题的解决。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这个项目。这个故事很长，今天不可能太详细地介绍这个项目的细节，主要是简单地讲讲我们的基本工作流程：第一个工作就是“发现潜力”。这是一个近乎民族志的人类学工作方式。我们强调不是带着已有的知识，或是基于已有的对于美好世界的理解，放到乡村去实现。现在新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上而下的技术思维，所有的经验都是来自于城市，而不是乡村的具体情境和居民的心态。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提倡的清空过去的经验。是寻找，是学习，去寻找乡村的潜力在哪里。事实上很有可能问题的解决策略早就在这儿，只不过没有被认识到，或者没有他说话的份儿。找到这些潜力点之后，需要分析哪些是构成乡村生产生活价值的根本，把它们锁定，在通过设计的方式对它进行改进，做成原型，加以普及，集成网络。这样，小而互联的一些相互联系的项目，可以最终产生系统性的改变。

很多问题，是需要用设计思维来思考。比如说我们碰到的传统手工艺衰亡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手工艺本身。手工艺为什么现在碰到了问题，很简单，因为它以前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已经不是了，必然有问题。我们有很多专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是我一直在讲，保护永远救不了遗产。到罗马去看，万神殿是免费参观的，一个房子只有大家在用的时候才可以用得更久。什么东西放到博物馆，就意味着生命力的终结。用开放和发展的思维去想，很多东西都可以重新定义。比如和设计紧密相关的知识产权，单纯被动的知识产权保护解决不了问题，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比如芬兰等国家，都在提倡开放创新。我们跟很多企业合作，经常采用开放创新的方式，最后的创新成果是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向全社会开放。项目开始几年在仙桥村的田野工作，我们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点，这些都可以成为乡村改变的基点。我们发现了很多价值点，比如当地的手工艺作坊、特色食品“崇明糕”的生产、土蜂蜜的养殖户、生猪的家庭养殖、老严的生态农场等等。老贾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的调研过程中认识的，最终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图片中的这些骑着自行车的退休老人我们原本不认识，这是09年在仙桥村举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在网上看到以后从上海骑了6个小时到崇明岛来参加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为背后是有巨大的需求在里面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根据需求提供适宜的服务，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在项目的一开始，基于调研的成果，做了很多情景故事板，来思考乡村可能的改变。这是成本最低的对于可能的情景进行探讨的方式。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造一个新农村样板再来看管不管用。情景故事板，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对系统进行梳理，并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交流工具。

第二步，我们需要找到乡村的根本特征，也就是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那个本。乡村要有自己的价值主张，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说，如果把西方人的高鼻子作为是美的标准，那么大多数东方人的鼻子都得去做整容。乡村和城市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各有各的优点，不能简单地用城市的标准来衡量乡村。乡村的经济和生活是其根本。我们再崇明做乡村厨房调研，发现在崇明有两个灶，一个是传统的土灶，一个是现代的煤气灶。因为，大家庭的解体，土灶使用很少，平时都在使用煤气。我们的这个 workshop就是看传统的烹饪方式有哪些优点?土灶有哪些可能性?其中有一个小组从工业设计的专业视角切入，他们的观察点是如果大家都说土灶烧得饭香，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改进，把土灶做小?如果大家认为吃饭香很重要，这样的一个缩小了的土灶就可以进到城市居民的厨房。另外我们的学生还发现，乡村的厨房远不是一个功能空间，更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

当然，乡村最重要的特征是农业。农业生产和价值的固有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可以被打破的。农业的价值绝对不在于其直接产出。除了粮食、蔬菜有价值，乡村的知识、体验、风光、生态作用等都有价值。关键是怎么把这些价值通过设计体现出来。我们和荷兰鹿特丹大学一起做的创意农业工作坊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怎么把农业背后的服务价值通过设计放到最大，我们设想了融景观农业、体验农业和教育农业为一体的设计解决策略。同样一块田，也许耕种效率变低了，但总体产出却大大增加了。

第三个重要步骤是建立链接。这主要是指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联系网络。乡村有资源、城市有需求，反之亦然。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资源和需求没有实现对接。为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买单的大部分人应该来自城市。我们通过和IDEO公司开展消费者调研，发掘潜在城乡消费者的需求和城乡互动的商业模式。通过很多国际设计工作坊等活动,这个项目促成了一个包括设计院校、设计师、创业者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活跃的国际社区。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们和米兰理工大学等学校建立了 DESIS国际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联盟。“设计丰收”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DESIS最有影响力的项目之一。同时，DESIS这个国际知识社群成为利用国际设计院校资源推动社会创新的有力支撑。

通过这些网络，找到策略之后，我们还要利用有效手段加以推广。这个就不仅仅是物的设计的问题。目前，市场还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因此商业模式设计成为推广普及有价值的社会创新机会点的主要工具。芬兰阿尔托大学、米兰理工大学、拜耳、IDEO公司等企业都先后参加了这个过程。

以上的这几步工作，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设计工作坊、活动、研讨会等形式，差不多做了3年。三年来，对于通过设计推动城乡交互的思考、途径和工具都有了一个更为深层的了解。于是，我们决定把这些想法落下来。通过对之前提出的解决策略的删选，我们决定在中国城乡推广一个创新中心网络。这些创新中心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乡村。在社区里，每个创新中心都起到一个热点的作用。主要功能是支持城乡资源、人才、资本、就业、知识、服务的交换和互动。这些创新中心一般不需要大刀阔斧的建设，而是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小而互联。因此，我们将其称为针灸式的解决策略。以前的城市建设思维都是以征服和改造为主流的，柯布西埃的巴黎规划，拆掉旧城，建十几个高层，这种是很强的工程思维方式，很西方。在中医的思维，往往讲究调理、改善而不是动辄就开膛破肚。基于一个系统，通过对的点，也就是穴位，施以合适的刺激，它可以对肌体产生整体和长期的积极影响，这就是中国人的针灸和按摩。这种思维，对我们处理城乡问题是很有启示的。

自一百多年士绅阶层在乡村破产并进而消亡后，历经多次变革，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潮后，现在乡村的社区已经收到了严重的破坏，乡村社区的经济、社会状态都呈现了很严重的单一化倾向。中国现在乡村里面有社区中心，但是没有起到社区中心的作用。我们希望在中国乡村基于某些基础，比如社区中心，建设若干创新中心。这些创新中心有很多功能，它首先是个社区中心，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创业者基地，成为一个知识的中心，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的中心，可以成为新的商业模式的展示中心，可以社区某些新兴服务的服务中心等。这些功能都可以叠加在这一个地方。如果每一个乡村和相应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个各不相同且有相互支持的热点，它们相互之间紧密联系，这就形成了一个经络穴位的系统关系。所以开始在仙桥村建立这样一个创新中心平台，它支撑乡村社区可能有的改变;同时也为愿意参与这些改变的人，比如是创业者提供支撑;同时又和城市的资源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个创新中心，即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既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创新中心可能有个物理的线下场所在那儿，可能有文化或者社区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同时又是基于物联网和互联网的线上系统。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普及，保证了乡村的信息、地理等问题不再是问题。通过网站等数字平台、社交媒体、移动应用APP等，它可以实现当地资源和消费者、创业者随时随地的连接，很多全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被开发出来。

这样的创新中心在村落里面，通过良好的运作，就可以把原来散落的、隐形的资源链接起来，不管是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还是在商业层面。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乡村创新中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可能的乡村改变，比如社区支持农业、创意农业、社区中心、乡村体验、虚拟的网上耕地租赁、食品流通网络等等，模式有很多的可能性。当然创新中心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创业中心，要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我们最初的尝试是改造仙桥村一个废弃的供销社仓库，但是，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做成，现在这个基地成为了一个寺庙。后来，我们决定把创新中心也做成散布式的。第一批项目，包括一块30亩的土地，6个农用大棚和2个改造的乡宿。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一直是和村里居民和各个利益相关者一起工作的。尽可能地把他们的想法融入进来，同时使得村民成为创新服务的提供者或者受益者。我们的设计从产品、到服务、到品牌战略，但最重要的是沟通的设计和交互的设计。这是我们在09年完成一个设计工作坊后，跟村民做汇报的场景。我们在乡村的社区中心定期举办摄影展、照片展。我们通过把田野调查的照片用衣架挂在社区中心外面，邀请村民来参观。村民看到自己的照片就拿可以回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一方面，村民得到了反馈，同时也建立工作团队和村民最初的信任关系。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非常困难，如果说这是挑战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在村里做了很多活动，最大的一次差不多吸引了几百号人，那是在丰收后的田间的一个音乐会。通过一次次的活动、工作坊和沟通，我们把希望带到这个乡村。并没有没太多“实质性”的工作。短短的几年，有这么多故事发生在这个村里。这给村里带来很多希望，但是有的时候，希望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希望背后会有欲望，需要进行合理的引导。我们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和品牌设计，让农产品产生了更高的附加值。一开始，村民纳闷为什么一样的东西，而被我们简单一设计，价格就高出很多倍。但现在，他们对于设计附加值的预期已经超出我们了的想像，这反而成为合作的负担了。

两年前我们开始着手选择一部分项目开始落地的实验，我们希望这些小而互联的项目，连在一起能产生有系统效果的影响。产品服务体系设计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每个产品服务体系设计，都是一个商业模式。通过一个良好的服务系统，推动信息流、物质流、资金流的流动，每个接触点都需要创造良好的体验。一开始，我们研究团队在仙桥村租了一小块地，和老贾合作，在地里，我们和新农人老贾合作，建立联合品牌，开展自然农法，有了自己的产品。和普通农产品不同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设计增值，适应多元的市场需求，“设计丰收”大米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销售。我们改造乡村里的大棚，把其中一个做成搞活动的大棚，因为村里缺乏灵活开放的大空间，大棚这种形式既满足了需求，有别具风味。在大棚里，我们尝试设想的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我们做的这些都不是成熟的市场行为，更多的是一些潜在机会的探讨，包括乡村知识交换、培训、亲子、养老等，针对从儿童到青年到老年的各种不同的用户。大棚本身也是有产出的，按季节种植草莓等经济作物。从前年开始，我们改造了两个农民房。村里的用房有超过一半的空置。这完全是被废弃的资源。我们思考这些空置房怎么可以进行更好地利用，怎么进行恰如其分的改造，可以成为扩大乡村吸引力的工具。我们把其中一个命名为“田埂”，另外一个是3个青年设计师的尝试，名为“禾井”。它们的特点都是利用良好的设计，特别是一些接触点的设计，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除了实体平台，我们也建立一些数字平台，并不断测试这些平台是不是管用，是否可以很好的吸引消费者，可以在乡村体验更多的创意。同时，我们组织非常多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测试商业模式，看城市里面的潜在的消费者愿意进来，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进来。这些活动都证明了这种潜在的需求是巨大的。

我们在重庆梁平的乡村利用和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合作机会，开始打造另外一个创新中心。这是一个地震灾后捐赠重建项目。我们的团队负责了从设计到建造到管理咨询的全过程。这是所可持续小学，是零排放的学校，最大的特点是架空的跑道围绕着的是一块农田。这个农田中的一块是湿地，可以完成雨污水的净化。小学的入口是一个社区中心，成为学校和社区紧密交流的场所。在社区中心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白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晚上可以给社区的农民放电影。我们的希望是把这个社区中心和小学也能够升级为一个创新中心，不仅这个小学本身可以得到很好的运作，更重要的是把可持续思想传递到社区和社区以外。目前，我们正在帮小学编写可持续校本教材和进行服务设计等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小学可以成为综合可持续环境策略的体验场，这个体验和知识同时也可以为乡村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对城乡交互的工作开展，有这么一个计划，也就是在两条轴线限定的四个象限工作，一条轴线是城市和乡村，另一条轴线是虚拟和实体。我们是从乡村和实体这个象限开始的，接下来的计划是往其他几个象限拓展。特别是在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服务开发和城市里的创新中心的建设。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更多的人吸引起来，让越来越多的设计院校可以加入到城乡互动和乡村改良的阵营里面来。6年前，在中国的设计学院就我们少数人在做这个领域的工作，现在中国不少主流的设计学校都有涉农项目，比如清华大学的刘新老师他们就一直在跟小毛驴合作，开展创新食品网络的设计项目。我们这个团队最新的思考是怎么把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带到城市来。因为，只盯着乡村做，不会做活。前几年的思考都是把城市的资源带到乡村去，现在我们的思考是如何把乡村的资源带到城市去。目前计划的重点是城市农业和农产品流通服务。特别是城市农业，我们希望这种小而互联的农业生产，可以在观念、生活和经济上改变农业和城市之间的活动关系。

目前，我们在工作室的阳台上面做实验，思考怎么把农业背后的信息、知识、体验和服务以某种形式变成一个创造新价值的领域。我们通过展览等形式来传播理年，获得更多的支持。我们先后在芬兰赫尔辛基国家设计博物馆、深圳中国设计大展、法国圣埃蒂安做了展览，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现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我们的阵营。在我们项目进行过程中，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这背后有很多合作伙伴的支持，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到诺基亚、拜耳、飞利浦这样的企业都给过我们支持。这种研究，主要是基于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思考。

最后，做一下总结，我们在做的这个项目，站在大学的立场考虑，其本质是思考设计学院怎样可以变成一个社会改变的力量。一个设计学院，每年可能要做一百件事情，第二年做同样一百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方向，做了十年还在里面;但是如果有一个明确方向，比如是可持续发展，比如说是城乡交互，每年做的一百个事情都与之发生关联，那么，若干年后，我们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刚刚伍江校长介绍了，同济大学把自己定位为“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知名大学”，同济的设计学院也把培养 “可持续设计创新领军人才”作为其使命，十年以后我相信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学院。有了目标，一个更加主动介入社会问题的姿态非常重要。这个项目有很多的领域是有非常强的创业性质在里面的。事实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项目已经走出了研究室，由几个年轻人开始了创业的尝试。尽管非常艰难，但已经开始逐步地往前走。我觉得一方面，从大趋势上看，这样的事情一定可以做成。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这种经济模式和市场都是全新的，因此需要大量的游戏规则破坏者，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有创业者精神的青年人加入到这个社会改变的进程当中来。我认为不管是新三农还是大设计，创业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要重点讨论。同时，创业者精神背后意味着一种使命感，也意味着一种从无到有的勇气。

城乡交互这种社会变革的实现，需要依赖创意、创新和创业。但这种改变的最后成功，需要从少数人的创新到社会创新。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次把国家权力成功地下伸到县以下的政权，之前中国乡村的秩序，一直是靠宗族、道德的约定来维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平衡的社会。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这个国家，社会创新是有历史和文化的基础的。

我希望今天讲的这个有关“新三农”的“大设计”，要从个体的、专业的创意逐步通过社会创新走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创新，这也就是进入社会创新的轨道。说句应景的话，最近这段时间，举国都在讲群众路线，如果说现在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从象牙塔里面走出来，走向社会。只有从少数人的战争，转向一场“群众战争”，我们才能真正赢得这场可持续发展的胜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