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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博物学的新生机

发布时间:2020-07-13 11:05:42 阅读: 来源:网眼布厂家

或许是当时的读者对“博物学”的概念过于陌生,1997年,美国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自传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并未将原著书名“博物学家”(naturalist)直译过来,而是将其改译作“大自然的猎人”,并增加副题——“博物学家威尔森”。200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此书时,又将书名变成了《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台湾版副题中的“博物学”也消失了。

如今,情况大有不同。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显示,2000年以来,以“博物”“博物学”“博物志”等相关词汇命名的中文图书逐年增加,《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博物学文化丛书》《世界博物学经典图谱丛书》等丛书陆续出版。还有更多新书,虽然书名中并未出现“博物”字眼,但在宣传推广中也着重强调了其属于博物学。

一股“博物”出版热似乎正在形成。

博物来袭,科普退去?

虽然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新鲜”的。

“博物学是指对大自然宏观层面的观察、记录、分类等;博物学强调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三合一’,强调鉴赏性、体验性;博物学提倡亲自实践,尊重荒野,要时常感受荒野;博物学强调与自然共生,尊重大自然,把敬畏自然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丛书》中,编辑向读者这样介绍博物学。

有出版业内人士认为,博物类图书其实仍属于科普读物的范畴,但如今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读者,都在有意无意躲避似乎带有说教意味的“科普”,而青睐于更具亲和力的“博物”。

“人们更喜欢用‘博物’,而不愿意用‘科普’,首先是因为‘科普’有单向灌输的意思,而‘博物’这个范畴来自古代汉语,也可以整合西方的知识传统,同时又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传统的科普图书写作容易单调乏味,制作粗糙。大多数的博物学图书则文风优美多样,观念新颖,制作精美,被很多读者视为‘治愈系’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立刚认为,博物学图书适应了当下读者对科普读物的新需求,可以将其称作“科普2.0”。

博物学教育,靠谱吗?

王立刚介绍,博物学一直是西方出版业的重要领域,在书店中,博物学图书会与文学、社科图书分别陈列,很多科学大家和著名学者亲自操刀写作博物学图书,“作者决不会因为自己是大人物就端着架子写得高深莫测”。

“任何东西的推动都得有基础,博物也不例外,不可能凭空造出个博物热。准确地说,是此时的中国社会需要博物学,我们只不过在恰当的时刻做了一点儿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近年来一直大力提倡博物学,不仅亲自写书,还参与了很多博物类丛书的策划工作,“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它同时提供情怀、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补充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种种不足。更多的人关注或者实践博物学这样一种形式古老、历史悠久的学问,努力传承、实践,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除了推动博物学图书的出版,刘华杰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面向本科生的选修课——《博物学导论》,近十年间,选课学生从最初的10人逐年增加,而2016年春季学期将达到100人。在博物学的课堂上,刘华杰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学生传递博物学的理念,而不是讲授知识,因此适当的户外实习必不可少。这种教学方法显然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不同,也恰恰体现了“博物”与“科普”在理念上的差异。

刘华杰说,“博物的范围相当广,涉及无穷多的知识。讲知识永远讲不完,也没必要,而且绝大部分内容我也并不擅长,我只对地质、植物部分有研究。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能够让学生有一种博物情怀,将来他们在某个岗位上工作时,偶尔会想到博物。”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博物学出版物会越来越多。”在刘华杰看来,虽然博物学受关注程度高了一些,但博物学教育的未来仍值得探索。

原创稀缺的尴尬

12月初,刘华杰开列了一份2015年博物学图书推荐书单。25种推荐书中,译著16种,中文原创书只有9种。在博物学图书出版重镇北京大学出版社,除了刘华杰的《天涯芳草》《博物人生》等寥寥几种原创作品,出版过的大多数博物学图书都是译著。译著多,原创少,阐释中国博物传统的新作尤其稀缺,是目前国内博物类图书出版的现状。

“大量译介西方作品而原创作品不多,不是出版者的人为选择,而是西方强大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使然。”王立刚认为,近百年来本土的作者没有受过传统博物学的熏陶,写作技艺和视野同西方作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王立刚担任过蕾切尔·卡森《万物皆奇迹》、缪尔《等鹿来》、巴勒斯《飞禽记》等书的责任编辑。在他看来,虽然近代以来西方的博物学也受到数理科学、实验科学的影响,退居边缘,但始终没有消失,很多科学家接续起博物学传统。国内引进的大多数经典著作都根植于西方深厚的博物学写作传统,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即使是卡尔·萨根、史蒂芬·古尔德、道金斯等人在写作很“硬”的知识性著作时,也都非常注意使其生动可读。王立刚说:“虽然评价博物学著作的标准主要还是依据其描述的细节是否准确,揭示的道理是否可信,而不在于其修辞、形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创新,但本土的博物学作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文学层面的水准。”

“国外的博物学著作是现成的,水平、地位已有定论,而且有一些已经过了版权期,这自然会吸引国内的出版社。”谈及原创博物类图书,刘华杰认为,“原创极为重要,早晚要走这一步,博物学繁荣必须本土化,但这很难。先了解西方的博物学发展脉络,无疑是对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掌握了相当的‘格局’,再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可能就好入手一点。至于阐释中国博物传统,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就是博物,但现在的‘国学’却很少涉及中国的博物。当然,研究中国古代博物学是非常困难的,我带学生做博物学史研究时,一开始也不敢碰这一块,将来一定要做的。”

在刘华杰看来,虽然现在国内原创的博物学图书不多,但并不是没有,刘华杰就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副教授付新华的《萤火虫在中国》赞赏有加:“专题性、细致的博物学探究在中国会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年轻人应当为自己独特的兴趣活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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